英伟达CEO黄仁勋的绯闻对象黄乐，被海外媒体说成了“中方情报人员”。对此，我国外交部已经作出回应：纯属捕风捉影、污蔑抹黑。 我在昨天的文章《老黄的心门，是如何被小黄打开的？》中说过，记者出身的人，不太适合发展地下恋情。因为要让一个记者藏着一条大新闻而不传播出去，实在太难了。记者的一项职业素养，就是不能接受别人还不知道某件事，总要想方设法让他们知道。 同理，这样的人也不太适合做情报人员。因为他很可能把本方的机密也抖露出去，而且不需要金钱收买，不需要严刑拷打，不需要美人计。 当然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间谍，不能只看职业出身，还是应该讲究一点科学方法。 这些年，国家安全部门不断公布反间谍案例，我们对境外间谍的活动方式也有了一些了解。 虽然我们没见过猪跑，但至少吃过猪肉。尤其是国安部门披露的那些“美人计”案例，很值得拿来研究一下。 1 其一，大陆交换生小哲赴台湾交流，被台湾间谍情报人员伪装成“学姐”，主动示好，发展恋人关系。小哲回大陆后进入国防重点涉密实验室。此后，学姐以情侣查岗、关心学业为由，逐步索要实验室照片、实验数据和军工科研机密。一旦小哲提出分手，对方就以已经泄密的事实相威胁，逼迫他继续提供情报。 其二，黄娟是一名省直机关副高工程师，境外留学期间被境外男性间谍追求，对方一边施展情感攻势，一边进行金钱利诱。黄娟被策反后，又拉丈夫李宏伟下水。李宏伟是公职人员、高校副院长。夫妻二人分工合作，拍摄、加密传递涉密红头文件，持续十几年。 其三，机关工作人员小宁在公务交往中认识了一名外籍使馆人员。对方刻意塑造完美恋人的形象，两人逐渐发展成情侣。小宁深陷其中，把内部文件、涉密信息当作维系感情的筹码，不断向外提供。直到案发，她才知道对方是境外情报人员，而且早已在本国有了家庭。所谓爱情，不过是任务的一部分。 其四，公务员郑晨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名叫Lissa的网恋女友。对方自称境外杂志社撰稿人，随着感情升温，开始向郑晨索要国内敏感数据和内部资料。后来郑晨察觉异常，主动拨打12339举报。调查发现，Lissa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单独身份，而是境外间谍小组共用的网络人设，专门用于网恋策反国内公职人员。 其五，涉密科研院所工程师王某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“贝贝”，两人很快确立恋爱关系。此后，贝贝不断打听单位科研细节，以写论文、感情受委屈、提出分手等方式施压，逼迫王某提供内部涉密资料，同时辅以金钱利诱。王某后来才知道，自己遇到的是境外间谍人员。 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基本规律。 第一，境外间谍通常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大人物身上。 小哲还是学生，黄娟是副高工程师，小宁是机关工作人员，郑晨是普通公务员，王某是科研院所工程师。 这些人的级别、职务和掌握的情报资源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并非站在聚光灯下的人物，并不直接掌握多少核心机密。 比如小哲，当时还只是一名学生，未来是否会进入重要机构工作都未可知。境外间谍却愿意提前投入时间、感情和金钱，对他进行长期经营。 这才是情报工作的常态。看似不起眼的人，可能恰恰是最值得经营的对象。 可是黄乐呢？她跨上赤兔马，得得得地直接奔着黄仁勋去了。 黄仁勋是什么人？英伟达CEO，全球科技产业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，出入白宫，参加人民大会堂宴会。这样一个人，本身就处于各国情报机构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之下。 假设黄乐真是情报人员，和黄仁勋成双成对地出入各种公开场合，那得多么惹眼？ 国安部门这些年公布的案例，间谍都是千方百计寻找不引人注意的目标。海外媒体倒好，直接给人安排了一个全球最引人注意的目标。 这不是美人计，这是美人擂台。 第二，境外间谍的伪装能力虽然强，但群众的识别能力也相当突出。 国安部门披露的案例中，只有小宁是在案发后才知道恋人是间谍，其他人在关系发展过程中已经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，尤其是郑晨，发现情况不对，马上拨打12339。 不仅如此，国安部门还公布过不少普通群众发现间谍活动的案例。 网约车司机陈师傅、边境村民老谢、出海捕鱼的老陈、海参养殖户张先生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人行为异常，或者在田间地头、海岸边、海上看到可疑人员，就打电话报警，你猜怎么着？找到了间谍。 说明反间谍工作不仅需要专业人员，也离不开普通群众的警惕。间谍并不是无孔不入、神出鬼没，只要提高警惕，普通人也能发现蛛丝马迹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黄仁勋是什么人？智商、情商都远超常人，身边还有特朗普这样的朋友，接触过的人形形色色，识人辨人的经验应该相当丰富。 可是，如果黄乐真是间谍，他竟然一直没有发现异常。 这就相当异常了。连海参养殖户都能发现异常，堂堂英伟达CEO却识别不了身边的间谍？ 第三，间谍的工作环境，通常没有那么舒适。 根据国安部门公布的案例，境外间谍经常出没的地方包括田间地头、岸上海边、军校门口、训练场外围等。 他们在那里观察、拍摄、搜集信息，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。这些地方并
